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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界去全球化中国经济如何突围

发布时间:2021-10-21 17:45:39 阅读: 来源:空调泵厂家

世界“去全球化” 中国经济如何突围?

世界“去全球化” 中国经济如何突围? 更新时间:2010-12-24 7:41:13   美国经济去虚拟化、国际金融去杠杆化、世界经济去全球化,这是当前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三大特点。认清这三个方向,有助于我们厘清对未来的展望。

美国经济去虚拟化

经济虚拟化主要是指金融化。所谓经济金融化,是指包括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房地产信贷等所构成的广义金融业在一个经济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,并对该经济体的经济、政治等产生深刻影响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,世界经济金融化日益明显,集中体现社会资产日益金融化,尤其是融资非中介化、证券化,以债权与债务关系为主导的金融关系在各类经济关系中日益突出。20世纪80年代初,发达国家的股市市值与其GDP基本相当,而如今其股市市值已普遍是GDP的3倍以上。最近20年来,全球GDP增长速度平均不到4%,全球贸易的增速平均为6%,但是全球资本的增速是14%。另有数据显示,在最近20年内,贸易增速是生产的2倍,而资金流又是物流的2倍,是生产增速的4倍。

在日趋虚拟化的世界经济中,美国的虚拟情形更加严重。20世纪五六十年代,美国制造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27%以上,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,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不到12%,而金融、房地产服务业的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%以上。次贷危机使过度依赖虚拟经济的美国受到沉重打击。金融大危机后,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回归实体经济。

为增加国内就业,重振本土工业,美国将“再工业化”作为重塑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,推出了大力发展新兴产业、鼓励科技创新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政策和措施。奥巴马政府2010年9月公布《国家出口计划》,计划在5年内实现出口翻番战略,以凸显政府对促进经济复苏和增加就业所作的努力。为此,美国以“量化宽松”为名,全速开动印钞机,为美国的“去虚拟化”或“再工业化”提供近乎无穷的资金支持。

国际金融去杠杆化

所谓金融杠杆,是指经济主体通过负债实现以较小的资本金控制较大的资产规模,从而扩大盈利能力或购买力。次贷危机爆发前,不受监管的金融创新使美英等国的金融杠杆化愈演愈烈,直至登峰造极,平均杠杆率在30倍左右。金融杠杆促进了经济繁荣,助长了金融泡沫,同时在危机到来后,也放大了投资损失,加剧了金融动荡。

金融危机爆发后,在市场的调解下,金融产品、金融机构、投资机构、消费者的“去杠杆化”成为趋势。与此同时,美欧等国都纷纷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,强化金融监管,约束金融机构肆意投机与扩张。2010年9月,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了加强银行体系资本要求的改革方案,即“巴塞尔协议Ⅲ”,要求全球各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一级资本充足率,建立新的普通股“资本留存缓冲”与“逆周期资本缓冲”。可以预见,随着美欧监管改革法案与“巴塞尔协议Ⅲ”的落实,国际金融“去杠杆化”进程有望加快。

尽管疾风暴雨的危机渐行渐远,但是未来金融产品、金融机构、投资机构、消费者的“去杠杆化”依然在不同程度地延续。如此,导致金融活动不断萎缩,投资、生产与消费等正常经济活动持续受到消极影响。

世界经济去全球化

全球化一定意义上似乎令经济疆界日趋模糊,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与信息流使资源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配置,市场越做越大,政府越来越小。在跨国资本与发达国家政府积极推进全球化、新兴市场热烈拥抱全球化的过程中,世界反全球化的声浪也一浪高过一浪。

世纪金融海啸生成后,为应对经济恶化,多国政府纷纷出台经济刺激方案。然而,全球化使刺激效应会通过进口或资本跨国流动而“漏出”到本国经济系统之外,不能使本国经济受益最大化。这就为贸易或市场保护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。一贯高举经济自由主义大旗的美国,率先祭出贸易保护主义旗帜,要求购买本国制造的产品。美国的“首因效应”,加速发达国家由“释放市场”向“保护社会”转变,民族主义普遍抬头,如此世界经济摩擦与国际合作龃龉,成为2010年低迷的世界经济的基本色调。然而,这种“去全球化”现象历史并不陌生,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20世纪30年代“大萧条”后,就发生过“去全球化”,相较今天的端倪,有过之无不及。

在2010年10月18日于中国上海召开的IMF高级研讨会上,IMF总裁卡恩一反昔日的自由主义教旨,搁置金融自由化主张,反而建议亚洲在必要时实行资本控制,以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。尽管今日世界不太可能再次进入“闭关锁国”时代,但是全球化速度放缓、经济壁垒增加,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与信息流变慢似乎势在必行。

对中国有什么影响?

目前,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鼎盛期,制造业是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动力引擎。作为中国重要出口市场,美国实施经济“去虚拟化”与“再工业化”战略,这势必对中国的工业化产生重要影响。因为美国要逆转其庞大的经济身躯,与重载而急速行驶的中国会迎面相撞。

一方面,两国将产生更多的竞争,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,美国将从制造业的现代化、高级化和清洁化中寻找“再工业化”的出路,这意味着美国会在“竞争规则”和“贸易规则”上大做文章,如此势必加剧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。另一方面,美国目前仍拥有世界高技能劳动力和先进装备,是当今世界制造业最发达和先进制造业发展最快的国家,中国发展先进制造业容易受到美国的技术遏制、规则钳制与市场限制。因此,展望2011年,中美之间的摩擦恐怕只会增多,不会减少。

发达国家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位,美国一而再实施“量化宽松”,导致国际流动性泛滥。美欧强化金融监管无形中筑就新兴市场“金融监管洼地”,国际金融持续“去杠杆化”使国际游资投机资本提高,于国际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狼奔豕突。

如此,一方面会使国际金融资本变本加厉向中国施压,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大的金融开放压力;另一方面,作为“金融监管洼地”的中国,正在成为国际热钱,尤其是美元套利资金的乐土,更多的游资会流入中国。

中国处于城镇化鼎盛时期,由于指导思想存在偏差,导致城镇化不断异化成为房地产化。美欧金融“去杠杆化”,将加剧中国房地产等经济泡沫。如此必将对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调控产生更大的冲击。

因此,展望2011年,不断高危的中国经济调控将十分艰难。

如果说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,那么“中国是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”命题就应成立,如此“去全球化”在某种意义上也将使中国成为重要受害者,从而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深远影响。因此,“去全球化”将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,迫使中国不得不依赖消费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。由此,中国必须全方位构建、创新社会经济发展模式、国家与居民的生活样式以及对外交往方式。辩证看待“危机”,就是“危”中有“机”,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被迫转变,往好处看,由此将走向自主、可持续增长,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2011年依然是这个万里长征的头几步。

在后危机时代,国际体系越发呈现“无主义、无信任、无秩序”的鲜明特征,国际社会失去方向,国际合作失去基础,国际政治失去领袖,整个世界正进入“无明晰航海图”、“无经验舵手”、“无强力引擎”的时代。中国既然没有“达者兼济天下”的能力与意愿,就只有努力独善其身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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